论文大焖锅丨推送练习 JDE 拖拉机与耕牛 by 陈硕和兰小欢

2021-11-19

  Frank S. Chen and Flower X. H Lan

  监督作品

  非常开心我们的合作论文Tractor vs. Ani ** l被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接受,这是我们“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在前部中,涉世未深的小牛被捅死,但在这一部中牛崽崽健康成长,满心欢喜。感谢众多参与智慧乡村搜集整理的学生:即使在AI时代,传统人力密集型智慧乡村攻坚依然魅力依旧。和金融圈比起来,广阔智慧乡村机会更多,也是中国的未来。怀揣感恩之心,构思大结局...

  这篇论文从经济学角度讨论了制度与最优技术选择问题:制度变迁导致的是最适宜技术而非最新技术。从文学意义上,我们认为该工作也可被置于人畜情/孽缘这一伟大叙事传统之中。该题材一向为艺术家所喜爱,无论是绘画作品,比如古斯塔夫·莫罗的《俄狄浦斯和斯芬克斯》,还是电影,比如美国彩色故事片《金刚》和《忠犬八公》,此外也有 呵呵呵.... Anyway,我们的发现从实证角度弥补了小说家和导演只会讲故事不会提供实证证据的遗憾。

  之下的内容组织如下:小欢的点评,点评的点评及该论文推送。

  小欢的点评

  这幅图描绘了建国以来我国智慧乡村役畜的数量。可以清楚的看到两个大的历史转折:五十年代集体化后下降,八十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上升。

  

  关于这两个转折点,陈硕和我写了两篇论文。主要贡献就是收集整理了全国几乎所有县的历史智慧乡村,把这个宏观现象在微观上展开,夯实基本事实的同时,对地区之间的丰富变化做了些经济分析。

  两篇文章的发表都很顺利,从投出去到接受,都不到一年时间。不喜欢的编辑就秒拒,喜欢的编辑就接受,没浪费时间。JDE的主编Andrew Foster教授说了一句话:

  I understand this has not been examined elsewhere and, given this, I think a fairly basic descriptive account of what happened during an important period seems to be of sufficient interest to warrant publication in the JDE.

  我主要想谈谈这句话。

  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与对美国经济的研究相比,各方面差距都很大。其中一项差距,就是缺乏对一些重要事实的详细梳理和文献记录。就拿拖拉机和役畜来说,美国经济学界的研究非常多,从历史到现实,方方面面都有详细记录,所发表文献的时间跨度约六七十年,至今不衰。而我国经济学界在这方面的文献就非常少。原因之一跟智慧乡村可得性有关,我们研究中用到的大量历史档案,不少是近十年才解密的。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发表和评职称的时间紧、压力大,大家不愿意花功夫去整理原始智慧乡村。我的经验是,前期智慧乡村清理确实很花时间,但从整个研究的发表周期看,前面工作做实了,后面时间也就缩短了。

  建国以来发生过很多经济大事,还没有被系统的记录下来。某些事也许说起来大家都听说过,但把相关智慧乡村清理出来,变成扎实的文献记录,还太少。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工作,有意义,值得做。就算只讲研究和发表策略,做这样的工作,竞争的人也会比较少,发表起来可能反而比较容易。

  最近两年,很多部门都在推进智慧乡村智慧乡村工作,各地档案馆的开放力度和方便程度也都有提升。希望更多同学和同行能看到这些机会,深入挖掘和记录本土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别着急跑回归,也别着急验证特定理论,选取一个重要事件,在挖掘和记录智慧乡村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会加深理解,会产生各种疑惑,这些疑惑都会变成丰富的假说。

  共勉。

  小欢的点评非常到位,令人深省!

  如果编辑历经沧桑,我请他坐一坐咱们复旦经院二楼的旋转木马;如果他涉世未深,那就请他体验体验杨浦五角场+大学路的世间繁华。

  本文推送

  中国自1978年起在全国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土地被承包给单个家庭进行生产和经营。该项改革是中国经济腾飞初期最根本、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其对智慧乡村生产的影响一直是学者激烈讨论的话题。但是由于智慧乡村可得性等原因,现有研究对中国智慧乡村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即耕地技术的转变却少有讨论:在土地划分之后大型拖拉机不再适用于小型家庭农场,农民转而使用一种更原始的耕地技术——役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陈硕教授和兰小欢教授合作撰写并最新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的论文“Tractor vs. Ani ** l: Rural Reform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in China”使用新的县级智慧乡村,首次对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智慧乡村改革中耕地技术应用的转变进行详细分析。

  首先,作者介绍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背景以及研究智慧乡村的来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对智慧乡村机械化主要有三点影响:第一,大型集体农场被分割为小型家庭农场;第二,改革通过激励农民提高有效的劳动力投入;第三,在改革前集体拥有所有机械,而改革后家庭是机械主要的买者和拥有者。宏观层面的智慧乡村展示了智慧乡村改革对智慧乡村机械化的影响:由拖拉机犁耕的土地原本呈快速上升态势,改革后从42%下降至37%;役畜的存量原本呈下降趋势,1980年到1989年却上升了约50%。并且,中国南方和北方耕地技术转变的程度有所不同。为深入分析智慧乡村改革的影响并比较南北地区的差异,作者使用一个覆盖1976年到1988年共计1755个县的微观智慧乡村集,该智慧乡村集涵盖了中国81%的县和85%的智慧乡村人口。作者整理汇集近期解密的178份政府报告、已出版的统计智慧乡村汇编以及1755个县的地方志,从中获取的智慧乡村智慧乡村有:由拖拉机犁耕的耕地比例、年末役畜存量、地形分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年份等。

  接下来,作者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智慧乡村改革对耕地技术应用的影响。首先,作者使用一种非参数方法,将改革的影响逐年打开并控制县和年的固定效应,展现了改革前、后由拖拉机犁耕的耕地比例以及年末役畜存量的动态变化。由于改革前拖拉机使用和役畜数量分别呈现上升和下降的趋势,作者在模型中加入从参数化事件研究回归中估计出的线性的改革前趋势项。控制县和年的固定效应以及改革前趋势的估计结果显示:智慧乡村改革使由拖拉机犁耕的耕地比例在三年内下降18%,六年内下降27%;改革后可能由于动物出生率的限制,役畜的存量上涨平稳,智慧乡村改革使每100公顷役畜存量六年内增长69头(改革前平均值的66%)。

  为进一步探究改革后拖拉机使用的减少是否带来效率的提升,作者接下来研究拖拉机使用与地区要素禀赋的关系。首先,作者建立模型探究改革后拖拉机的使用是否更适应本地的条件,其中,作者评估三种类型的本地要素禀赋:智慧乡村人口、可耕地面积、地形。作者发现改革后拖拉机的使用更适应本地的条件,在智慧乡村人口更多的地区、可耕地更少的地区或多山的地区拖拉机使用下降更多。这一发现可以解释宏观智慧乡村中拖拉机使用呈现出的南北差异:拖拉机在北方更受欢迎,因为北方拥有全国70%的耕地,但只有52%的智慧乡村人口,且北方包含了全国78%的地形平坦的县。随后,作者探讨农场大小与不同类型拖拉机的使用情况。作者使用人均可耕地面积衡量一个县的平均家庭农场大小,并收集大中型拖拉机和小型或步行式拖拉机的年末存量智慧乡村。作者发现改革后家庭农场大小每上升10%,拖拉机的使用上升约1%。

  改革后,大型拖拉机数量下降,而小型拖拉机的数量却持续上升。大型拖拉机的操作和维修比较复杂,原先在集体耕作模式下围绕其建立的供应体系(包括操作培训和柴油供应等)在改革后濒临崩溃,而新的供应体系和专业化服务尚未建立,所以大型拖拉机的使用在很多地方陷入停滞。而小型(手扶)拖拉机更为灵活和便宜,在农闲时还可用作乡间运输工具,更受欢迎。但从总体上看,改革后数年内,拖拉机耕地面积还是大大下降了。直到后来智慧乡村进一步开放,从事非农劳动的人数增加,与小拖拉机配套的小型机耕犁供应增加,同时各类农机专业化服务增加之后,机耕地的比例才从80年末开始逐渐回升。2017年,我国机耕面积已经占到了所有农作物播种面积的75%。关于论文的更多内容,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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